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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 15

[毛宗崗]讀三國志法

總論

讀《三國志》者,當知有正統,閏運,僭國之別。正統者何?蜀漢是也。僭國者何?吳、魏是也。閏運者何?晉是也。

魏之不得為正統者,何也?論地則以中原為主,論理則以劉氏為主,論地不若論理。故以正統予魏者,司馬光《通鑒》之誤也。以正統予蜀者,紫陽《綱目》之所以為正也。《綱目》於獻帝建安之末,大書後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,而以吳、魏分注其下,蓋以蜀為帝室之胄,在所當予:魏為篡國之賊,在所當奪。是以前則書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,後則書漢丞相諸葛亮出師伐魏,而大義昭然揭於千古矣。夫劉氏未亡,魏未混一,魏固不得為正統。迨乎劉氏已亡,晉已混一,而晉亦不得為正統者。何也?曰:晉以臣弑君,與魏無異,而一傳之後,厥祚不長,但可謂之閏運,而不可謂之正統也。至於東晉偏安,以牛易馬,愈不得以正統歸之。

故三國之併吞于晉,猶六國之混一于秦,五代之混一于隋耳。

秦不過為漢驅除,隋不過為唐驅除,前之正統以漢為主,而秦與魏、晉不得與焉,亦猶後之正統以唐、宋為主,而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,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俱不得與焉耳。

且不特魏、晉不如漢之為正,即唐、宋亦不如漢之為正。

煬帝無道而唐代之,是已,惜其不能顯然如周之代商,而稱唐公,加九錫,以蹈魏、晉之陋轍,則得天下之正,不如漢也。若夫宋以忠厚立國,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間,故尚論者以正統予宋。然終宋之世,燕雲十六州未入版圖,其規模已遜于唐,而陳橋兵變,黃袍加身,取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,則得天下之正,亦不如漢也。

唐、宋且不如漢,而何論魏、晉哉?

  • 高帝以除暴秦、擊楚之殺義帝者而興;
  • 光武以誅王莽而克復舊物;
  • 昭烈以討曹操而存漢祀於西川。

祖宗之創之者正,而子孫之繼之者亦正,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為正統,而謂昭烈之偏安非正統也。昭烈為正統,而劉裕、劉智遠亦皆劉氏子孫,其不得為正統者何也?曰;裕與智遠之為漢苗裔遠而無徵,不若中山靖王之後近而可考,又二劉皆以篡弑得國,故不得與昭烈並也。

後唐李存勖之不得為正統者,何也?曰:存勖本非李而賜姓李,其與呂秦、牛晉不甚相遠,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。南唐李昇之亦不得繼唐而為。正統者,何也?曰:世遠代遐,亦裕與智遠者比,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。南唐李昇不得繼唐而為正統,南宋高宗獨得繼宋而為正統者,何也?高宗立太祖之後為後,以延宋祚於不絕,故正統歸焉。夫以高宗之殺岳飛、用秦檜,全不以二聖為念,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歸之以正統,況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討漢賊者乎!則昭烈之為正統愈無疑也。陳壽之志,未及辨此,余故折衷于紫陽《綱目》,而特於演義中附正之。

人物

古史甚多,而人獨貪看《三國志》者,以古今人才之聚(眾)未有盛於三國者也。

  • 觀才與不才敵,不奇;
  • 觀才與才敵,則奇。
  • 觀才與才敵,而一才又遇眾才之匹,不奇,
  • 觀才與才敵,而眾才尤讓一才之勝,則更奇。

吾以為三國有三奇,可稱三絕:

  1. 諸葛孔明一絕也,
  2. 關雲長一絕也,
  3. 曹操亦一絕也。

曆稽載籍,賢相林立,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。其處而彈琴抱膝,居然隱士風流,出而羽扇綸巾,不改雅人深致。在草廬之中,而識三分天下,則達乎天時;承顧命之重,而至六出祁山,則盡乎人事。七擒八陣,木牛流馬,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測,鞠躬盡瘁,志決身殲,仍是為臣為子之用心。比管、樂則過之,比伊,呂則兼之,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。

曆稽載籍,名將如雲,而絕倫超群者莫如雲長。青史對青燈,則極其儒雅;赤心如赤面,則極其英靈。秉燭達旦,傳其大節,單刀赴會,世服其神威。獨行千里,報主之志堅,義釋華容,醐恩之誼重。作事如青天白日,待人如霽月光風。心則趙忭焚香告帝之心,而磊落過之;意則阮籍白眼傲物之意,而嚴正過之: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。

曆稽載籍,奸雄接踵,而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,莫如曹操。聽荀或勤王之說而自比周文,則有似乎忠;黜袁術僭號之非而願為曹侯,則有似乎順;不殺陳琳而愛其才,則有似乎寬;不追關公以全其志,則有似乎義。王敦不能用郭璞,而操之得士過之;桓溫不能識王猛,而操之知人過之。

李林甫雖能制祿山,不如操之擊烏桓於塞外;韓惋胄雖能貶秦檜,不若操之討董卓於生前。竊國家之柄而姑存其號,異于王莽之顯然弑君;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兒,勝於劉裕之急欲篡晉: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。

有此三奇,乃前後史之所絕無者,故讀遍諸史而愈不得不喜讀《三國志》也。三國之有三絕固已,然吾自三絕而外,更遍觀乎三國之前、三國之後

  • 問有運籌帷幄如徐庶、龐統者乎?
  • 問右行軍用兵如周瑜、陸遜、司馬懿者乎?
  • 問有料人料事如郭嘉、程昱、荀或、賈詡、步騭,虞翻,顧雍,張昭者乎?
  • 問有武功將略,邁等越倫如張飛、趙雲、黃忠、嚴顏、張遼、徐晃、徐盛、朱桓者乎?
  • 問有衝鋒陷陣,驍銳莫當如馬超,馬岱、關興、張苞、許褚、典韋、張邰、夏侯淳、黃蓋,周泰、甘甯、太史慈、丁奉者乎?
  • 問有兩才相當,兩賢相遇,如姜維、鄧艾之智勇悉敵,羊祜、陸抗之從容互鎮者乎?
  • 至於道學則馬融、鄭玄,
  • 文藻則蔡邕、王粲,
  • 穎捷則曹植、楊修,
  • 早慧則諸葛恪、鍾會,
  • 應對則秦宓、張松,
  • 舌辯則李恢、闞澤,
  • 不辱君命則趙諮、鄧芝,
  • 飛書馳檄則陳琳、阮瑀,
  • 治煩理劇則蔣琬、董允,
  • 揚譽蜚聲則馬良、荀爽,
  • 好古則杜預,博物則張華,

求之別籍,俱未易一一見也。

  • 乃若知賢則有司馬徽之哲,
  • 勵操則有管甯之高,
  • 隱居則有崔州平、石廣元,孟公威之逸,
  • 忤奸則有孔融之正,
  • 觸邪則有趙彥之直,
  • 斥惡則有禰衡之豪,
  • 罵賊則有吉平之壯,
  • 殉國則有董承、伏完之賢,
  • 捐生則有耿紀、韋晃之節。
  • 子死于父,則有劉湛、關平之孝;
  • 臣死於君,則有諸葛瞻、諸葛尚之忠;
  • 部曲死于主帥,則有趙累、周倉之義。
  • 其他早計如田豐,
  • 苦口如王累,
  • 矢貞如沮授,
  • 不屈如張任,
  • 輕財篤友如魯肅,
  • 事主不二心如諸葛瑾,
  • 不畏強禦如陳泰,
  • 視死如歸如王經,
  • 獨存介性如司馬孚。

炳炳麟磷,照耀史冊。殆舉前之豐沛三傑、商山四皓、雲台諸將、富春客星,後之瀛洲學士、麟閣功臣、杯酒節度、砦市宰相,分見於各朝之千百年者,奔合輜湊于三國之一時,豈非人才一大都會哉!入鄧林而選名材,游玄圃而見積玉,收不勝收,接不暇接,吾於三國有觀止之歎矣。

結構

《三國》一書,乃文章之最妙者。敘三國不自三國始也,三國必有所自始,則始之以漢帝。敘三國不自三國終也,三國必有所言終,則終之以晉國。而不但此也,劉備以帝胄而纘統,則有宗室如劉表、劉璋、劉繇、劉辟等以陪之。曹操以強臣而專制,則有廢立如董卓,亂國如李傕、郭汜以陪之。孫權以方侯而分鼎,則有僭號如袁術,稱雄如袁紹,割據如呂布、公孫瓚、張揚、張邈、張魯、張繡等以陪之。劉備,曹操於第一回出名,而孫權則於第七回方出名。

曹氏之定許都在第十一回,孫氏之定江東在第十二回,而劉氏之取西川則在第六十回後。假令今人作稗官,欲平空擬一三國之事,勢必劈頭便敘三人,三人便各據一國,有能如是之繞乎其前,出乎其後,多方以盤旋乎其左右者哉?古事所傳,天然有此等波瀾,天然有此等層折,以成絕世妙文,然則讀《三國》一書,誠勝讀稗官萬萬耳。

若論三國開基之主,人盡知為劉備、孫權、曹操也,而不知其間各有不同。

  • 備與操皆自我身而創業,而孫權則藉父兄之力,其不同者一。
  • 備與權皆及身而為帝,而操則不自為而待之子其子孫,其不同者二。
  • 三國之稱帝也,惟魏獨早,而蜀則稱帝於曹操已死、曹丕已立之餘,吳則稱帝于劉備巳死、劉禪已立之後,其不同者三。
  • 三國之相持也,吳為蜀之鄰,魏為蜀之仇,蜀與吳有和有戰,而蜀與魏則有戰無和,吳與蜀則和多於戰,吳與魏則戰多於和,其不同者四。
  • 三國之傳也,蜀止二世,魏則自丕及奐凡五主,吳則自權及皓凡四主,其不同者五。
  • 三國之亡也,吳居其後,而蜀先之,魏次之。魏則見奪於其臣,吳、蜀則見並於其敵,其不同者六。

不寧惟是,策之與權,則兄終而弟及;丕之與植,則舍弟而立兄;備之與禪,則父為帝而子為虜,操之與丕,則父為臣而子為君,可謂參差錯落,變化無方者矣。今之不善畫者,雖使繪兩人,亦必彼此同貌。今之不善歌者,即使唱兩調,亦必前後同聲。文之合掌,往往類是。古人本無雷同之事,而今人好為雷同之文,則何不取餘所批《三國志》。

《三國》一書,總起總結之中,又有六起六結。

  1. 其敘獻帝,則以董卓廢立為一起,以曹丕篡奪為一結。
  2. 其敘西蜀,則以成都稱帝為一起,而以綿竹出降為一結。
  3. 其敘劉,關,張三人,則以桃園結義為一起,而以白帝托孤為一結。
  4. 其敘諸葛亮,則以三顧草廬為一起,而以六出祁山為一結。
  5. 其敘魏國,則以黃初改元為一起,而以司馬受禪為一結。
  6. 其敘東吳,則以孫堅匿璽為一起,而以孫皓銜璧為一結。

凡此數段文字,聯絡交互於其間,或此方起而彼已結,或此未結而彼又起,讀之不見其斷續之跡,而按之則自有章法之可知也。

文字

《三國》一書,有追本窮源之妙。

  • 三國之分,由於諸鎮之角立;
  • 諸鎮角立,由於董卓之亂國;
  • 董卓亂國,由於何進之召外兵;
  • 何進召外兵,由於十常侍之專政。

故敘三國必以十常侍為之端也。然而劉備之初起,不即在諸鎮之內,而尚在草澤之間。夫草澤之所以有英雄聚義,而諸鎮之所以繕修兵革者,由於黃巾之作亂。

故敘三國又必以黃巾為主端也。乃黃巾未作,則有上天垂災異以警戒之,更有忠謀智計之士,直言極諫以預料之。使當時為之君者體天心之仁愛,納良臣之讜論,斷然舉十常侍而迸斥焉,則黃巾可以不作,草澤英雄可以不起,諸鎮之兵革可以不修,而三國可以不分矣。故敘三國而追本於桓靈,猶河源之有星宿海云。

《三國》一書,有巧收幻結之妙。
設令魏而為蜀所並,此人心之所甚願也。設令蜀亡而魏得一統,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。乃彼蒼之意不從人心所甚願,而亦不出於人心之所大不平,特假手于晉以一之,此造物者之幻也。然天既不祚漢,又不予魏,則何不假手于吳而必假手于晉乎?曰:魏固漢賊也,吳嘗害關公、奪荊州、助魏以攻蜀,則亦漢賊也。若晉之奪魏,有似乎為漢報仇也者,則與其一之以吳,無寧一之以晉也。且吳為魏敵,而晉為魏臣,魏以臣弑君,而晉即如其事以報之,可以為戒於天下後世,則使魏而見並於其敵,不若使之見並於其臣之為快也,是造物者之巧也。

幻既出入意外,巧複在人意中,造物者可謂善於作文矣。今人下筆必不能如此之幻,如此之巧,然則讀造物自然之文,而又何必讀今人臆造之文乎哉!

《三國》一書,有以賓襯主之妙。

  • 如將敘桃園兄弟三人,先敘黃巾兄弟三人:桃園其主也,黃巾其賓也。
  • 將敘中山靖王之後,先敘魯恭王之後:中山靖王其主也,魯恭王其賓也。
  • 將敘何進,先敘陳蕃、竇武:何進其主也,陳蕃、竇武其賓也。
  • 敘劉、關、張及曹操、孫堅之出色,並敘各鎮諸侯之無用:劉備、曹操、孫堅其主也,各鎮諸侯其賓也。
  • 劉備將遇諸葛亮,而先遇司馬徽、崔州平、石廣元、孟公威等諸人:諸葛亮其主也,司馬徽諸人其賓也。
  • 諸葛亮曆事兩朝,乃又有先來即去之徐庶、晚來先死之龐統:諸葛亮其主也,而徐庶、龐統又其賓也。
  • 趙雲先事公孫瓚,黃忠先事韓玄,馬超先事張魯,法正、嚴顏先事劉璋,而後皆歸劉備:備其主也,公孫瓚、韓玄、張魯、劉璋其賓也。
  • 太史慈先事劉繇,後歸孫策,甘甯先事黃祖,後歸孫權;張遼先事呂布,徐晃先事楊奉,張邰先事袁紹,賈詡先事李傕、張繡,而後皆歸曹操:孫、曹其主也,劉繇、黃祖、呂布、楊奉等諸人其賓也。
  • 代漢當塗之讖,本應在魏,而袁公路謬以自許:魏其主也,袁公路其賓也。
  • 三馬同槽之夢,本應在司馬氏,而曹操誤以為馬騰父子:司馬氏其主也,馬騰父子其賓也。
  • 受禪台之說,李肅以賺董卓,而曹丕即真焉,司馬炎又即真焉:曹丕,司馬炎其主也,董卓其賓也。

且不獨人有賓主也,地亦有之。

  • 獻帝自洛陽遷長安,又自長安遷洛陽,而終乃遷於許昌:許昌其主也,長安、洛陽皆賓也。
  • 劉備失徐州而得荊州:荊州其主也,徐州其賓也。
  • 及得兩川而複失荊州:兩川其主也,而荊州又其賓也。
  • 孔明將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蠻方,意不在蠻方而在中原:中原其主也,蠻方其賓也。

抑不獨地有賓主也,物亦有之。

  • 李儒持鴆酒、短刀、白練以貽帝辯:鴆酒其主也,短刀,白練其賓也。
  • 許田打圍,將敘曹操射鹿,先敘玄德射兔:鹿其主也,兔其賓也。
  • 赤壁麈兵,將敘孔明借風,先敘孔明借箭:風其主也,箭其賓也。
  • 董承受玉帶,陪之以錦袍:帶其主也,袍其賓也。
  • 關公拜受赤兔馬而陪之以金印、紅袍諸賜:馬其主也,金印等其賓也。
  • 曹操掘地得銅雀而陪之以玉龍、金風:雀其主也,龍、鳳其賓也。
    諸如此類,不可悉數,讀是書者,可于此悟文章賓主之法。

《三國》一書,有同樹異枝、同枝異葉,同葉異花、同花異果之妙。

作文者以善避為能,又以善犯為能。不犯之而求避之,無所見其避也;惟犯之而後避之,乃見其能避也。

如紀宮掖,

  • 則寫一何太后,又寫一董太后;
  • 寫一伏皇后,又寫一曹皇后,寫一唐貴妃,又寫一董貴人;
  • 寫甘、糜二夫人,又寫一孫夫人,又寫一北地王妃;
  • 寫魏之甄後、毛後,又寫一張後,而其間無一字相同。
  • 紀戚畹,則何進之後寫一董承,董承之後又寫一伏完;
  • 寫一魏之張緝,又寫一吳之錢尚,而其間亦無一字相同。

寫權臣,

  • 則董卓之後又寫李傕,郭汜,傕、汜之後又寫曹操,
  • 曹操之後又寫一曹丕,曹丕之後又寫一司馬懿,
  • 司馬懿之後又並寫一師、昭兄弟,
  • 師、昭之後又繼寫一司馬炎,
  • 又旁寫一吳之孫琳,而其間亦無一字相同。

其他敘兄弟之事,

  • 則袁譚與袁尚不睦,
  • 劉琦與劉琮不睦,
  • 曹丕與曹植亦不睦,
  • 而譚與尚皆死,琦與琮一死一不死,丕與植皆不死,不大異乎!
    敘婚姻之事,
  • 則如董卓求婚于孫堅,袁術約婚于呂布,曹操約婚于袁譚,孫權結婚于劉備,又求婚於雲長,而或絕而不許,或許而複絕,或偽約而反成,或真約而不就,不大異乎!

  • 至於王允用美人計,周瑜亦用美人計,而一效一不效則互異。

  • 卓、布相惡,傕、汜亦相惡,而一靖一不靖則互異。
  • 獻帝有兩番密詔,則前隱而後彰;
  • 馬騰亦有兩番討賊,則前彰而後隱,此其不同者矣。
  • 呂布有兩番弑父,而前動於財,後動於色;前則以私滅公,後則假公濟私,此又其不同者矣。
  • 趙雲有兩番救主,而前救于陸,後救于水;前則受之主母之手,後則奪之主母之懷,此又其不同者矣。
  • 若夫寫水,不止一番,寫火亦不止一番。曹操有下邳之水,又有冀州之水;關公有白河之水,又有罾口川之水。呂布有濮陽之火,曹操有鳥巢之火,周郎有赤壁之火.陸遜有琥亭之火,徐盛有南徐之火,武侯有博望、新野之火,又有盤蛇谷、上方谷之火,前後曾有絲毫相犯否?
  • 甚者孟獲之擒有七,祁山之出有六,中原之伐有九,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。妙哉文乎!

譬猶樹同是樹,枝同是枝,葉同是葉,花同是花,而其植根安蒂,吐芳結子,五色紛披,各成異采。讀者于此,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,又有犯之一法也。

《三國》一書有星移斗轉、雨覆風翻之妙。杜少陵詩曰:“天上浮雲如白衣,斯須改變成蒼狗。”此言世事之不可測也,《三國》之文亦猶是爾。

  • 本是何進謀誅宦官,卻弄出宦官殺何進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呂布助丁原,卻弄出呂布殺丁原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董卓結呂布,卻弄出呂布殺董卓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陳宮釋曹操,卻弄出陳宮欲殺曹操,則一變。
  • 陳宮未殺曹操,反弄出曹操殺陳官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王允不舎傕、汜,卻弄出傕、汜殺王允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孫堅與袁術不睦,卻弄出袁術致書于孫堅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劉表求救于袁紹,卻弄出劉表殺孫堅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昭烈從袁紹以討董卓,卻弄出助公孫瓚以攻袁紹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昭烈救徐州,卻弄出昭烈取徐州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呂布投徐州,卻弄出呂布奪徐州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呂布攻昭烈,卻弄出呂布迎昭烈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呂布絕袁術,又弄出呂布求袁術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昭烈助呂布以討袁術,又弄出助曹操以殺呂布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昭烈助曹操,又弄出昭烈討曹操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昭烈攻袁紹,又弄出昭烈投袁紹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昭烈助袁紹以攻曹操,又弄出關公助曹操以攻袁紹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關公尋昭烈,又弄出張飛欲殺關公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關公許田欲殺曹操,又弄出華客道放曹操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曹操追昭烈,又弄出昭烈投東吳以破曹操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孫權仇劉表,又弄出魯肅吊劉表、又吊劉琦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孔明助周郎,卻弄出周郎欲殺孔明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周郎欲害昭烈,卻弄出孫權結婚昭烈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用孫夫人制昭烈,卻弄出孫夫人助昭烈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孔明氣死周郎,又—弄出孔明哭周郎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昭烈不受劉表荊州,卻弄出昭烈借荊州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劉璋欲結曹操,卻弄出迎昭烈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劉璋迎昭烈,卻弄出昭烈奪劉璋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昭烈分荊州,又弄出呂蒙襲荊州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昭烈破東吳,又弄出陸遜敗昭烈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孫權求救于曹丕,卻弄出曹丕欲襲孫權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昭烈仇東吳,又弄出孔明結好東吳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劉封聽孟達,卻弄出劉封攻孟達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孟達背昭烈,又弄出孟達欲歸孔明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馬騰與昭烈同事,又弄出馬超攻昭烈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馬超救劉璋,卻弄出馬超投昭烈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姜維敵孔明,卻弄出姜維助孔明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夏侯霸助司馬懿,卻弄出夏侯霸助姜維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錘會忌鄧艾,卻弄出衛瓘殺鄧艾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姜維賺鐘會,卻弄出諸將殺鐘會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羊祜和陸抗,卻弄出羊祜請伐孫皓,則一變。
  • 本是羊祜請伐吳,卻弄出一杜預,又弄出一王睿,則一變。

論其呼應有法,則讀前卷定知其有後卷;論其變化無方,則讀前文更不料其有後文。于其可知,見《三國》之文之精,於其不可料,更見《三國》之文之幻矣。

《三國》一書,有橫雲斷嶺、橫橋鎖溪之妙。文有宜於連者,有宜於斷者。如五關斬將,三顧草廬,七擒孟獲,此文之妙于連者也。如三氣周瑜,六出祁山,九伐中原,此文之妙於斷者也。蓋文之短者,不連敘則不貫串;文之長者,連敘則懼其累墜,故必敘別事以間之,而後文勢乃錯綜盡變。後世稗官家鮮能及此。

《三國》一書,有將雪見霰、將雨聞雷之妙。將有一段正文在後,必先有一段閑文以為之引;將有一段大文在後,必先有一段小文以為之端。如將敘曹操濮陽之火,先寫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閑文以啟之;將敘孔融求救於昭烈,先寫孔融通刺于李弘一段閑文以啟之;將敘赤壁縱火一段大文,先寫博望、新野兩段小文以啟之;將敘六出祁山一段大文,先寫七擒孟獲一段小文以啟之是也。“魯人將有事於上帝,必先有事于泮宮。”文章之妙,正複類是。

《三國》一書,有浪後波紋、雨後霹霖之妙。凡文之奇者,文前必有先聲,文後亦必有餘勢。如董卓之後,又有從賊以繼之;黃巾之後,又有餘黨以衍之;昭烈三顧草廬之後,又有劉琦三請諸葛一段文字以映帶之;武侯出師一段大文之後,又有姜維伐魏一段文字以蕩漾之是也。諸如此類,皆他書中所未有。

《三國》一書,有寒冰破熱,涼風掃塵之妙。

  • 如關公五關斬將之時,忽有鎮國寺內遇普靜長老一段文字;
  • 昭烈躍馬檀溪之時,忽有水鏡莊上遇司馬先生一段文字;
  • 孫策虎踞江東之時,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;
  • 曹操進爵魏王之時,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;
  • 昭烈三顧草廬之時,忽有遇崔州平席地閒談一段文字;
  • 關公水淹七軍之後,忽有玉泉山月下點化一段文字。
  • 至於武侯征蠻而忽逢孟節,
  • 陸遜追蜀而忽遇黃承彥,
  • 張任臨敵而忽問紫虛丈人,
  • 昭烈伐吳而忽問青城老叟。

或僧或道,或隱士或高人,俱於極喧鬧中求之,真足令人躁思頓清,煩襟盡滌。

《三國》一書,有笙簫夾鼓、琴瑟間鐘之妙。

  • 如正敘黃巾擾亂,忽有何后、董后兩宮爭論一段文字;
  • 正敘董卓縱橫,忽有貂蟬鳳儀亭一段文字;
  • 正敘傕、汜倡狂,忽有楊彪夫人與郭汜之妻來往一段文字;
  • 正敘下邳交戰,忽有呂布送女、嚴氏戀夫一段文字;
  • 正敘冀州廝殺,忽有袁譚失妻、曹丕納婦一段文字;
  • 正敘荊州事變,忽有蔡夫人商議一段文字;
  • 正敘赤壁鏖兵,忽有曹操欲取二喬一段文字;
  • 正敘宛城交攻,忽有張濟妻與曹操相遇一段文字;
  • 正敘趙雲取桂陽,忽有趙范寡嫂敬酒一段文字;
  • 正敘昭烈爭荊州,忽有孫權親妹洞房花燭一段文字;
  • 正敘孫權戰黃祖,忽有孫翊妻為夫報仇一段文字;
  • 正敘司馬懿殺曹爽,忽有辛憲英為弟畫策一段文字;
  • 至於袁紹討曹操之時,忽帶敘鄭康成之婢;
  • 曹操救漢中之日,忽帶敘蔡中郎之女。

諸如此類,不一而足。人但知《三國》之文是敘龍爭虎鬥之事,而不知為鳳、為鸞、為鶯、為燕,篇中有應接不暇者,令人於干戈隊裡時見紅裙,旌旗影中常睹粉黛,殆以豪士傳與美人傳合為一書矣。

《三國》一書,有隔年下種、先時伏著之妙。

善圃者投種於地,待時而發。善奕者下一閑著於數十著之前,而其應在數十著之後。文章敘事之法亦猶是已。

  • 如西蜀劉璋乃劉焉之子,而首卷將敘劉備,先敘劉焉,早為取西川伏下一筆。
  • 又于玄德破黃巾時,並敘曹操,帶敘董卓,早為董卓亂國、曹操專權伏下一筆。
  • 趙雲歸昭烈在古城聚義之時,而昭烈之遇趙雲,早于磐河戰公孫時伏下一筆。
  • 馬超歸昭烈在葭萌戰張飛之後,而昭烈之與馬騰同事,早于受衣帶詔時伏下一筆。
  • 龐統歸昭烈在周郎既死之後,而童子述龐統姓名,早于水鏡莊前伏下一筆。
  • 武侯歎“謀事在人、成事在天”,在上方谷火滅之後,而司馬徽“未遇其時”之語,崔州平“天不可強”之言,早于三顧草廬前伏下一筆。
  • 劉禪帝蜀四十餘年而終,在一百十回之後,而鶴鳴之兆,早于新野初生時伏下一筆。
  • 姜維九伐中原在一百五回之後,而武侯之收姜維,早于初出祁山時伏下一筆。
  • 姜維與鄧艾相遇在三伐中原之後,姜維與鐘會相遇在九伐中原之後,而夏侯霸述兩人姓名,早于未伐中原時伏下一筆。
  • 曹丕篡漢在八十回中,而青雲紫雲之祥,早於三十三回之前伏下一筆。
  • 孫權僭號在八十五回後,而吳夫人夢日之兆,早於三十八回中伏下一筆。
  • 司馬篡魏在一百十九回,而曹操夢馬之兆,早於五十七回中伏下一筆。

自而外,凡伏筆之處,指不勝屈。每見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捏不來之時,便平空生出一人,無端造出一事,覺後文與前文隔斷,更不相涉。試令讀《三國》之文,能不汗顏!

《三國》一書,有添絲補錦、移針勻繡之妙。凡敘事之法,此篇所闕者補之於彼篇,上卷所多者勻之於下卷,不但使前文不拖遝,而亦使後文不寂寞;不但使前事無遺漏,而又使後事增渲染,此史家妙品也。如呂布取曹豹之女本在未奪徐州之前,卻於困下邳時敘之。曹操望梅止渴本在擊張繡之日,卻于青梅煮酒時敘之。管甯割席分坐本在華歆未仕之前,卻於破壁取後時敘之。吳夫人夢月本在將生孫策之前,卻於臨終遺命時敘之。武侯求黃氏為配本在未出草廬之前,卻于諸葛瞻死難時敘之。諸如此類,亦指不勝屈。前能留步以應後,後能回照以應前,令人讀之,真一篇如一句。

《三國》一書,有近山濃抹、遠樹輕描之妙。畫家之法,於山與樹之近者,則濃之重之;於山與樹之遠者,則輕之淡之。不然,林麓迢遙,峰嵐層疊,豈能於尺幅之中一一而詳繪之乎?作文亦猶是已。

  • 如皇甫嵩破黃巾,只在朱雋一邊打聽得來;
  • 袁紹殺公孫瓚,只在曹操一邊打聽得來;
  • 趙雲襲南郡,關、張襲兩郡,只在周郎眼中,耳中得來;
  • 昭烈殺楊奉,韓暹,只在昭烈口中敘來,張飛奪古城在關公耳中聽來;
  • 簡雍投袁紹在昭烈口中說來。
  • 至若曹丕三路伐吳而皆敗,一路用實寫,兩路用虛寫;
  • 武侯退曹丕五路之兵,惟遣使入吳用實寫,其四路皆虛寫。

諸如此類,又指不勝屈。只一句兩句,正不知包卻幾許事情,省卻幾許筆墨。

《三國》一書,有奇峰對插、錦屏對峙之妙。其對之法,有正對者,有反對者,有一卷之中自為對者,有隔數十卷而遙為對者。

  • 如昭烈則自幼便大,曹操則自幼便奸。
  • 張飛則一味性急,何進則一味性慢。
  • 議溫明是董卓無君,殺丁原是呂布無父。
  • 袁紹磐河之戰勝敗無常,孫堅峴山之役生死不測。
  • 馬騰勤王室而無功,不失為忠;
  • 曹操報父仇而不果,不得為孝。
  • 袁紹起馬步三軍而復回,是力可戰而不斷;
  • 昭烈擒王、劉二將而複縱,是勢不敵而從權。
  • 孔融薦禰衡是緇衣之好,禰衡罵曹操是巷伯之心。
  • 昭烈遇德操是無意相遭,單福過新野是有心來謁。
  • 曹丕苦逼生曹植是同氣戈矛,昭烈痛哭死關公是異姓骨肉。
  • 火熄上方谷是司馬之數當生,燈滅五丈原是諸葛之命當死。

諸如此類,或正對,或反對,皆一回之中而自為對者也。

  • 如以國戚害國戚,則有何進:以國戚薦國戚,則有伏完。
  • 李肅說呂布,則以智濟其惡;王允說呂布,則以巧行其忠。
  • 張飛失徐州,則以飲酒誤事;呂布陷下邳,則以禁酒受殃。
  • 關公飲魯肅之酒是一片神威,羊祜飲陸抗之酒是一團和氣。
  • 孔明不殺孟獲是仁者之寬,司馬懿必殺公孫淵是奸雄之刻。
  • 關公義釋曹操是報其德於前,翼德義釋嚴顏是收其用於後。
  • 武侯不用子午谷之計是慎謀以圖全,鄧艾不懼陰平嶺之危是行險以僥倖。
  • 曹操有病,陳琳一罵便好;王郎無病,孔明一罵便亡;
  • 孫夫人好甲兵是女中丈夫,司馬懿受巾幗是男中女子。
  • 八日而取上庸,則以速而神;百日而取襄平,則以遲而勝。
  • 孔明屯田渭濱是進取主謀,姜維屯田沓中是退避之計。
  • 曹操受漢之九錫,是操之不臣;孫權受魏之九錫,是權之不君。
  • 曹操射鹿,義乖於君臣;曹丕射鹿,情動於母子。
  • 楊儀、魏延相爭於班師之日,鄧艾、錘會相忌在用兵之時。
  • 姜維欲繼孔明之志,人事逆乎天心,杜預能承羊祜之謀,天時應乎人力。

諸如此類,或正對,或反對,皆不在一回之中而遙相為對者也。誠於此較量而比觀焉,豈不足快讀古之胸,而長尚論之識?

《三國》一書,有首尾大照應、中間人關鎖處。

  • 如首卷以十常侍為起,而末卷有劉禪之寵中貴以結之,又有孫皓之寵中貴以雙結之,此一大照應也。
  • 又如首卷以黃巾妖術為起,而末卷有劉禪之信師婆以結之,又有孫皓之信術士以雙結之,此又一大照應也。
  • 照應既在首尾,而中間百餘回之內若無有與前後相關合者,則不成章法矣。
  • 於是有伏完之托黃門寄書,孫亮之察黃門盜蜜以關合前後;
  • 又有李傕之喜女巫,張魯之用左道以關合前後。

凡若此者,皆天造地設,以成全篇之結構者也。然猶不止此也,作者之意,自宦官妖術而外,尤重在嚴誅亂臣賊子以自附於《春秋》之義。故書中多錄討賊之忠,紀弑君之惡。而首篇之末則終之以張飛之勃然欲殺董卓,末篇之末則終之以孫皓之隱然欲殺賈充。由此觀之,雖曰演義,直可繼麟經而無愧耳。

對比

《三國》敘事之佳,直與《史記》彷彿,而其敘事之難則有倍難於《史記》者。《史記》各國分書,各人分載,於是有本紀、世家、列傳之別。今《三國》則不然,殆合本紀、世家、列傳而總成一篇。分則文短而易工,合則文長而難好也。

讀《三國》勝讀《列國志》。夫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,誠文章之最佳者,然左氏依經而立傳,經既逐段各自成文,傳亦逐段各自成文,不相聯屬也。《國語》則離經而自為一書,可以聯屬矣;究竟周語、魯語、晉語、鄭語,齊語、楚語、吳語,越語八國分作八篇,亦不相聯屬也。後人合《左傳》,《國語》而為《列國志》。因國事多煩,其段落處,到底不能貫串。今《三國演義》,自首至尾讀之,無一處可斷,其書又在《列國志》之上。

讀《三國》勝讀《西遊記》。《西遊》捏造妖魔之事。誕而不經,不若《三國》實敘帝王之事,真而可考也。且《西遊》好處,《三國》巳皆有之。如啞泉、黑泉之類,何異子母河、落胎泉之奇。朵思大王、木鹿大王之類,何異牛魔、鹿力、金角、銀角之號。伏波顯聖,山神指迷之類,何異南海觀音之救。只一卷“漢相南征記”便抵得一部《西遊記》矣。至於前而鎮國寺,後而玉泉山,或目視戒刀脫離火厄,或望空一語有同棒喝。豈必誦靈台方寸、斜月三星之文,乃悟禪心乎哉!

讀《三國》勝讀《水滸傳》。《水滸》文字之真,雖較勝《西遊》之幻,然無中生有,任意起滅,其匠心不難,終不若《三國》敘一定之事,無容改易,而卒能匠心之為難也。且三國人才之盛,寫來各各出色,又有高出於吳用,公孫勝等萬萬者。吾謂才子書之目,宜以《三國演義》為第一。


04
5月 15

[陈寅恪]读哀江南赋

古今读《哀江南赋》者众矣,莫不为其所感,而所感之情,则有浅深之异焉。其所感较深者,其所通解亦必较多。兰成作赋,用古典以述今事。古事今情,虽不同物,若于异中求同,同中见异,融会异同,混合古今,别造一同异俱冥、今古合流之幻觉,斯实文章之绝诣,而作者之能事也。自来解释《哀江南赋》者,虽于古典极多诠说,时事亦有所征引,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,止限于诠说古典,举其词语之所从出,而于当日之实事,即子山所用之“今典”,似犹有未能引证者。故兹篇仅就此二事论证,其他则不并及云。

解释词句,征引故实,必有时代限断。然时代划分,于古典甚易,于“今典”则难。盖所谓“今典”者,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。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,始可引之,以为解释。否则,虽似相合,而实不可能。此一难也。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以前,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。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,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。此二难也。质言之,解释《哀江南赋》之“今典”,先须考定此赋作成之年月。又须推得周陈通好,使命往来,南朝之文章,北使之言语,子山实有闻见之可能,因取之入文,以发其哀感。请依次论之。

《周书》四一《庾信传》《哀江南赋·序》云:

中兴道销,穷于甲戌。

又云:

天道周星,物极不反。

赋云:

况复零落将尽,灵光岿然。日穷于纪,岁将复始。逼切危虑,端忧暮齿。践长乐之神皋,望宣平之贵里。

寅恪案,西魏之取江陵在梁元帝承圣三年甲戌,即西魏恭帝元年(五五四年)。岁星一周,为周武帝天和元年丙戌,即陈文帝天嘉七年(五六六年),是岁子山年五十三(详倪璠《庾子山年谱》。倪氏虽有舛误遗漏之处,然与兹所论证无涉者,均不置辨。)虽或可云暮齿,然是年王褒未卒(见《周书》)四一《北史》八三《王褒传》),子山入关与石泉齐名,苟子渊健在,必不宜有“灵光岿然”之语明矣。若岁星再周,则为周武帝宣政元年戊戌,即陈宣帝太建十年(五七八年)。是年子山已由洛州刺史,征还长安,为司宗中大夫,年已六十五岁,即符暮齿之语。且其时王褒已逝,灵光独存。任职司宗,身在长安,亦与践望长乐宣平等句尤合。又据其“日穷于纪,岁将复始”之语,则《哀江南赋》作成之时,其在周武帝宣政元年十二月乎?(是时周武帝已崩。宣帝即位,尚未改元。)

此赋作成之年月既考定,则时事之在此断限以前,论其性质,苟为子山所得闻见者,固可征引以解释此赋也。

自陈毛喜进陈、周和好之策,南北使命屡通。其事之见载于陈、周书及南北史诸纪传者甚众,不须备引。兹仅录《陈书》二九《毛喜传》(《南史》六八《毛喜传》,《通鉴》一六八“陈文帝天嘉元年”条略同。)一条,以见陈、周通好之原起于下:

及江陵陷,喜及高宗俱迁关右。世祖即位,喜自周还,进和好之策。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。及高宗反国,喜于郢州奉迎。又遣喜入关,以家属为请。周冢宰宇文护执喜手曰:能结二国之好者,卿也。仍(疑当为“乃”。——编者)迎柳皇后及后主还。天嘉三年至京师。

陈、周既通好,流寓之士各许还国。子山本欲南归,而陈朝又以子山为请。《周书》四一《庾信传》(《北史》八三《文苑传·庾信传》同)云:

时陈氏与朝廷通好,南北流寓之士,各许还其旧国。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。高祖惟放王克、殷不害等,信及褒并留而不遣。

《陈书》三二《孝行传·殷不害传》(《南史》七四《孝义传·殷不害传》同)略云:

与王褒、庾信俱入长安。太建七年,自周还朝。

倪鲁玉注《北史·庾信传》据此云:

是陈氏请褒及信在太建七年,周武帝之建德四年也。

寅恪案,《周书》五《高祖纪》上(《北史》十《周本纪》下,《通鉴》一六八“陈文帝天嘉二年六月”条同。)云:

保定元年六月乙酉,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于陈。

此殷不害与《陈书·孝行传》及《南史·孝义传》之殷不害当是一人。考周武帝保定元年即陈文帝天嘉二年(五六一年)尚在周武帝建德四年即陈宣帝太建七年(五七五年)之前十四年。《周书》、《北史》本纪等所载之年月,虽显与《陈书》、《南史·殷不害传》不合,然殷不害之为周武帝所遣还,则无可疑也。

又王克事附见《南史》二三《王彧传》,不载其自周还陈始末及年月。惟《陈书》一九《沈炯传》(《南史》六九《沈炯传》略同)云:

少日,便与王克等并获东归。绍泰二年至都,除司农卿。

寅恪案,梁敬帝绍泰二年,即西魏恭帝三年(五五六年)。下距周武帝建德四年,更早十九年,则非在周武帝之世明矣。史传之文先后参错,虽不易确定,然可借是推知二十年间陈、周通好,沈炯、王克、殷不害之徒,先后许归旧国。惟子山与子渊数辈为周朝历世君主所不遣放,亦不仅武帝一人欲羁留之也。今史文虽有差异,然于此可不置论。所应注意者,即此二十年间流寓关中之南士,屡有东归之事,而子山则屡失此机缘。不但其思归失望,哀怨因以益甚。其前后所以图归不成之经过,亦不觉形之言语,以著其愤慨。若非深悉其内容委曲者,《哀江南赋》哀怨之词,尚有不能通解者矣。

又子山图归旧国之心既切,则陈使之来,周使之返,苟蒙允许,必殷勤访询。南朝之消息,江左之文章,固可以因缘闻见也。《北史》八三《文苑传·王褒传》(《周书》四一《王褒传》略同)云:

初,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。及让兄弘正自陈来聘,[武]帝许褒等通亲知音问,褒赠弘让诗并书焉(《周书》兼载弘让复书)。

史所谓“褒等”自指子山之流。今《庾子山集》四如《别周尚书弘正》,《送别周尚书弘正》二首,《重别周尚书》二首等诗,俱可据以证知也。
复次,当时使者往来,其应对言辞,皆有纪录,以供返命后留呈参考。如后来赵宋时奉命辽金者,所著行程语录之比。今《宋书》四六《南史》三二《张畅传》,《魏书》五三《北史》三三《李孝伯传》,所载畅与孝伯彭城问答之语,即依据此类语录撰成者也。子山既在关中,位望通显,朝贵复多所交亲,此类使臣语录,其关切己身者,自必直接或间接得以闻见。然则当日使臣传布之江左篇章及其将命应对之语录,苟在《哀江南赋》作成以前者,固可据之以为赋中词句之印证,实于事理无所不合也。

《陈书》一九《沈炯传》(《南史》六九《沈炯传》略同)略云:

少日,便与王克等并获东归。绍泰二年至都,除司农卿。文帝又重其才用,欲宠贵之。会王琳入寇大雷,留异拥据东境。帝欲使炯因是立功,乃解中丞,加明威将军,遣还乡里,收合徒众。以疾卒于吴中,时年五十九。

《陈书》三《世祖纪》(《南史》九《陈本纪》上、《陈书》三五、《南史》八十《留异传》、《通鉴》一六七及一六八《陈纪》略同。)云:

[陈武帝永定三年]十一月乙卯,王琳寇大雷。诏遣太尉侯瑱、司空侯安都、仪同徐度率众以御之。

[陈文帝天嘉二年十二月]先是,缙州刺史留异应于王琳等反。丙戌,诏司空侯安都率众讨之。

据此,沈初明卒年当在陈武帝永定三年,即周明帝武成元年(五五九年)。初明以梁敬帝绍泰二年即西魏恭帝三年(五五六年)由长安还建康。其南归仅四岁,即逝世也。检《艺文类聚》二七及七九俱载有初明所制《归魂赋》。其序云:“余自长安反,乃作归魂赋。”是知《归魂赋》作成之年必在绍泰二年(是年九月朔改元太平)梁尚未禅陈之时,即或稍后,亦不能逾永定三年之时限,则不待言也。(史言初明卒年五十九。据《归魂赋》云:“嗟五十之逾年,忽流离于凶忒。”则其卒年似不止五十九也。兹以与此篇无关,故不考辨。)今观《归魂赋》,其体制结构固与《哀江南赋》相类,其内容次第亦少差异。至其词句如“而大盗之移国”,“斩蚩尤之旗”,“去莫敖之所缢”,“但望斗而观牛”等,则更符同矣。颇疑南北通使,江左文章本可以流传关右,何况初明失喜(原文如此,疑有误。——编者)南归之作,尤为子山思归北客所亟欲一观者耶?子山殆因缘机会,得见初明此赋。其作《哀江南赋》之直接动机,实在于是。注《哀江南赋》者,以《楚辞·招魂》之“魂兮归来哀江南”一语,以释其命名之旨,虽能举其遣词之所本,尚未尽其用意之相关。是知古典矣,犹未知“今典”也。故读子山之《哀江南赋》者,不可不并读初明之《归魂赋》。深惜前人未尝论及,遂表而出之,以为读《哀江南赋》者进一解焉。

又《周书》、《北史·庾信传》并云:

信虽位望通显,常有乡关之思。乃作《哀江南赋》,以致其意云。

是其赋末结语尤为其意旨所在。“岂知霸陵夜猎,犹是故时将军,咸阳布衣,非独思归王子”二句,非仅用李将军、楚王子之古典也,亦用当时之“今典”焉。倪注释将军句云:“谓己犹是故左卫将军也。”是诚能知“今典”矣。而释王子句,乃泛以梁国子孙之客长安者为说,是犹未达一间也。检《北史》七十《杜杲传》(《周书》三九《杜杲传》略同)略云:

初,陈文帝弟安成王顼为质于梁,及江陵平,顼随例迁长安。陈人请之,周文帝许而未遣。至是,[武]帝欲归之,命杲使焉。陈文帝大悦,即遣命报聘,并赂黔中数州地,仍请画界分疆,永敦邻好。以杲奉使称旨,进授都督,行小御伯,更往分界。陈于是归鲁山郡。[武]帝乃拜顼柱国大将军,诏杲送之还国。陈文帝谓杲曰:“家弟今蒙礼遣,实是周朝之惠。然不还鲁山,亦恐未能及此。”杲答曰:“安成之在关中,乃咸阳一布衣耳。然是陈之介弟,其价岂止一城?”建德初,授司城中大夫,仍使于陈。[陈]宣帝谓杲曰:“长湖公军人等虽筑馆处之,然恐不能无北风之恋。王褒、庾信之徒既羁族关中,亦当有南枝之思耳。”杲揣陈宣意,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,乃答之曰:“长湖总戎失律,临难苟免,既不死节,安用此为?且犹牛之一毛,何能损益。本朝之议,初未及此。”陈宣帝乃止。

寅恪案,《哀江南赋》致意之点,实在于此。杜杲使陈语录,必为子山直接或间接所知见。若取此当时之“今典”,以解释“王子”之句,则尤深切有味,哀感动人。并可见子山作赋,非徒泛用古典,约略比拟。必更有实事实语,可资印证者在,惜后人之不能尽知耳。然则《哀江南赋》岂易读哉!


07
6月 14

[顾颉刚]两汉州制考

一 《汉书·地理志》述西汉州制的矛盾说

事情有似乎没有问题而实在蕴蓄着很重大很繁复的问题的;有记载似乎很丰富,时代也不算很古,然而竟难明其究竟的。这种事情到处可见,秦的郡制是一例,汉的州制也是一例。

《汉书·武帝纪》,元封五年:

初置刺史,部十三州。

又《百官公卿表》云:

武帝元封五年,初置部刺史,掌奉诏条察州,秩六百石,员十三人。

这是汉代立州制的初见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在太初元年(据王静安先生《太史公系年考略》所定),已是武帝置了十三州刺史的第三年了,但《史记》里对于这个很重要的制度毫未提及,煞是可怪。这也说不定司马迁已记于《今上本纪》中,后来亡失了。(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云,“十篇缺,有录无书”。颜师古引三国时张晏注云,“迁没之后,亡《景纪》,《武纪》……”)最不幸的,《史记》里有《河渠书》,又有《货殖列传》,已做了些零碎的地理记载,却想不到做一篇完整的《地理书》。假使有这一篇,我们的古代史和汉代史里不知可以减去多少问题。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,有分野的一段,说

角,亢,氐,兖州。房,心,豫州。尾,箕,幽州。斗,江湖。牵牛,婺女,扬州。虚,危,青州。营室至东壁,并州。奎,娄,胃,徐州。昴,毕,冀州。觜觿,参,益州。东井,舆鬼,雍州。柳,七星,张,三河。翼,轸,荆州

这段文字如出于司马迁的手笔,或他抄自别的天文学家之书,则必在元封五年之后,因为已把梁州改变益州。但他虽分周天为十三野,而于《禹贡》和《职方》之外多出的两部乃是三河与江湖,三河为畿辅,江湖仍为扬州,与武帝的十三部制不相应。

其后州郡之制经过王莽的改变,光武帝的改变,当时也都没有很清楚的记载流传下来。直至东汉明帝时,班固始在《武帝纪》及《百官公卿表》中写了上面这两条。他又在《地理志》的序论上说:

至武帝攘却胡越,开地斥境,南置交趾,北置朔方之州,兼徐梁幽并,夏周之制,改雍曰凉,改梁曰益,凡十三部,置刺史。

这句话原是说得很明白的。《禹贡》(所谓夏制)的九州为“冀,兖,青,徐,扬,荆,豫,梁,雍”,现在“改雍曰凉,改梁曰益”,是武帝的十三州中有“冀,兖,青,徐,扬,荆,豫,益,凉”九州了。《职方》(所谓周制)的九州是“扬,荆,豫,青,兖,雍,幽,冀,并”,比较《禹贡》,缺少了徐梁而多出了幽并;现在兼采周制,是武帝的十三州中又有“幽,并”二州了。再加上了攘却胡越的结果,“南置交趾,北置朔方之州”,又多出了这二州。“冀,兖,青,徐,扬,荆,豫,益,凉,幽,并”十一州是袭旧的,“交趾,朔方”二州是创新的,总凡十三州。这当然没有发生问题的余地。

不幸班固在《地理志》中不曾以州为纲,以郡为目,使得读者对于州郡的辖属没法一目了然。又不幸班固在若干郡名之下记了所属之州,而这些州名却不能与其序论所述的完全吻合。更不幸的,班固没有把一百零三个郡国所属之州完全记出,使得学者们枉费许多精力去推敲西汉州郡的分配。他虽好意写了两卷《地理志》,但传给我们的乃是一篇糊涂账!

现在把《地理志》中记着的若干郡国所属之州完全抄出,按照了《志》中的次序加上数目字,如下:
(一)云“属司隶”的有两个,是:
(8)河内郡 (9)河南郡
(二)云“属冀州”的有九个,是:
(22)魏郡 (23)钜鹿郡 (24)常山郡 (25)清河郡(84)赵国 (85)广平国 (86)真定国 (87)中山国(88)信都国
(三)云“属并州”的有九个,是:
(6)太原郡 (7)上党郡 (62)上郡 (63)西河郡(64)朔方郡 (65)五原郡 (66)云中郡 (67)定襄郡(68)雁门郡
(四)云“属幽州”的有十个,是:
(26)涿郡 (27)勃海郡 (69)代郡 (70)上谷郡(71)渔阳郡 (72)右北平郡 (73)辽西郡 (74)辽东郡(75)玄菟郡 (76)乐浪郡
(五)云“属兖州”的有八个,是:
(10)东郡 (11)陈留郡 (19)山阳郡 (20)济阴郡(31)泰山郡 (94)城阳国 (95)淮阳国 (97)东平国
(六)云“属青州”的有六个,是:
(28)平原郡 (29)千乘郡 (30)济南郡 (32)齐郡(33)北海郡 (34)东莱郡
(七)云“属徐州”的有四个,是:
(35)琅邪郡 (36)东海郡 (99)楚国 (101)广陵国
(八)云“属豫州”的有五个,是:
(12)颍川郡 (13)汝南郡 (21)沛郡 (96)梁国(98)鲁国
(九)云“属扬州”的有五个,是:
(17)庐江郡 (18)九江郡 (38)会稽郡 (39)丹阳郡(40)豫章郡
(一〇)云“属荆州”的有七个,是:
(14)南阳郡 (15)南郡 (16)江夏郡 (41)桂阳郡(42)武陵郡 (43)零陵郡 (103)长沙国
(一一)云“属益州”的有八个,是:
(44)汉中郡 (45)广汉郡 (46)蜀郡 (47)犍为郡(48)越郡 (49)益州郡 (50)牂柯郡 (51)巴郡
(一二)云“属交州”的有六个,是:
(77)南海郡 (78)郁林郡 (79)苍梧郡 (80)交趾郡(81)合浦郡 (83)日南郡

据上表看来,比较叙论所说,多出了一个“司隶”,缺少了一个“朔方”,至于“朔方郡”则是不属于朔方部而属于并州的;又“凉州”一名也不曾提起。为什么他一个人的话会这样地参差呢?

班固所记的属于某州的郡国一共七十九个,此外没有记的尚有二十四个,列举如下:

(1)京兆尹 (2)左冯翊 (3)右扶风 (4)弘农郡
(5)河东郡 (37)临淮郡 (52)武都郡 (53)陇西郡
(54)金城郡 (55)天水郡 (56)武威郡 (57)张掖郡
(58)酒泉郡 (59)敦煌郡 (60)安定郡 (61)北地郡
(82)九真郡 (89)河间国 (90)广阳国 (91)甾川国
(92)胶东国 (93)高密国 (100)泗水国 (102)六安国

猜想他所以没有写明的缘故,似乎并无什么重要理由,而只由于一时的脱漏或传钞的佚失。例如广阳国于高帝时为燕国,当然属幽州。又如临淮郡在东海郡之南,广陵国之北,当然属徐州;九真郡在交趾郡之南,日南郡之北,亦当然属交州。但为什么做的人要脱漏,钞的人要佚失,为了他们的粗心害我们得不到正确的智识呢?

晋司马彪作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,以州为纲,以郡为目,记东汉一代的州郡制度非常清楚。凡《汉书》所脱漏的属州,拿他的书一比较就明白了。今补记如下:

(一)属“司隶”的五个———京兆尹,左冯翊、右扶风,弘农郡,河东郡。
(二)属“冀州”的一个———河间国。
(三)属“凉州”的十个———武都郡,陇西郡,金城郡,天水郡(永平十七年更名汉阳郡),武威郡,张掖郡,酒泉郡,敦煌郡,安定郡,北地郡。
(四)属“幽州”的一个———广阳国(和帝更为郡)。
(五)属“青州”的三个———甾川国,胶东国,高密国(三国省属北海国)。
(六)属“徐州”的两个———临淮郡(永平十五年更名下邳国),泗水国(建武中省入广陵郡)。
(七)属“扬州”的一个———六安国(建武十三年入庐江郡)。
(八)属“交州”的一个———九真郡。

这一笔西汉州郡的账既这样地弄清楚了,似乎该得开一个总清账出来。因此,南宋初吕祖谦的《大事记》(《解题》卷十二)就说:

汉孝武皇帝开封五年,……初置刺史部十三州。……
司隶校尉部———京兆,扶风,冯翊,弘农,河内,河南,河东———凡七郡。
豫州刺史部———颍川,汝南,沛郡;梁,鲁国———凡三郡,二国。
冀州刺史部———魏,钜鹿,常山,清河郡;赵,平于(原注:宣帝改曰广平),真定,中山,信都,河间国———凡四郡,六国。
兖州刺史部———陈留,山阳,济阴,泰山,东郡;城阳,淮阳(原书此二国作“任城,济北”,乃系东汉制,误;兹据王应麟《通鉴地理通释》所引改),东平国———凡五郡,三国。
徐州刺史部———琅邪,东海,临淮郡;泗水,广陵,楚国———凡三郡,三国。
青州刺史部———平原,千乘,济南,北海,东莱,齐郡;菑川,胶东,高密国———凡六郡,三国。
荆州刺史部———南阳,江夏,桂阳,武陵,零陵,南郡;长沙国———凡六郡,一国。
扬州刺史部———庐江,九江,会稽,丹阳,豫章郡;六安国———凡五郡,一国。
益州刺史部———汉中,广汉,武都,犍为,越,益州,牂柯,蜀郡———凡八郡。
凉州刺史部———陇西,金城(原注:昭帝置),天水,武威,张掖,酒泉,敦煌,安定,北地———凡九郡。
并州刺史部———太原,上党,西河,朔方,五原,云中,定襄,雁门,上郡———凡九郡。
幽州刺史部———勃海,上谷,渔阳,右北平,辽西,辽东,玄菟,乐浪,涿,代郡;广阳国———凡十郡,一国。
交州刺史部———南海,郁林,苍梧,交趾,合浦,九真,日南———凡七郡。

这一篇账原是把《汉书·地理志》和《续汉郡国志》合在一起看时所必应有的结果。只有两点和我们上边开的不同:其一,缺了一个巴郡,所以百三郡国变成百二。这大约是他一时的脱漏。其二,武都郡不入凉州而入益州。这却有个原因在。《武帝纪》,元鼎六年,“定西南夷,以为武都,牂柯,越,沈黎,文山郡”。武都之地既在西南夷的范围里,当然应与牂柯,越等郡都属益州,为什么要单单把它隶属凉州呢?

当吕祖谦开出这篇总清账时,原想揭露武帝时的州郡的真面目的。所以他把广平国改书“平于”,下注云“宣帝改曰广平”,又于金城郡下注云“昭帝置”,见得凡是没有加注的都是武帝时的原样。可是武帝平朝鲜置四郡,为什么只记了玄菟和乐浪而忘却了真番和临屯呢?平南越置九郡,为什么只记了南海等七郡而忘却了珠崖和儋耳呢?还有平西南夷后所立的文山郡乃是到宣帝时才取消的,为什么也不记上呢?这种地方,可说他进退失据。

可是,自从吕祖谦有了这样的排列,其后徐天麟作《西汉会要》,王应麟作《通鉴地理通释》,以至于清顾祖禹作《读史方舆纪要》(历代州域形势),钱坫作《汉书地理志集释》,没有不照样写的。这个单子竟成了八百年来的定论!

我们现在就拿了这个“差不多成为定论”的单子来比较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序论中“没有发生问题的余地”的十三州制,于是冲突立刻起来了:

其一:序论中并没有提到“司隶”而此有“司隶校尉部”。考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,司隶校尉为武帝征和四年所置,察三辅(京兆,冯翊,扶风),三河(河内,河南,河东)和弘农。置刺史部十三州事在元封五年,前于置司隶十六年。司隶既应为十三州之一,然则置刺史时尚没有司隶,为什么不为十二州而为十三州?

其二:序论中明云“武帝攘胡,北置朔方之州”,为什么在这个单子上不见有“朔方州”(或朔方部)而但见有朔方郡?又为什么这个朔方郡乃是属于并州的?朔方郡既属于并州了,然则序论中说的“兼徐梁幽并,夏周之制”,早已将朔方郡包括在里面,为什么又要说“北置朔方之州”?

其三:序论中说“南置交趾之州”,而此有“交州”,那么,这一州应当唤作交趾呢,还是交州呢?

这第三问题仅关名称,可视为不很重要。至第一,二问题则关于实际的地理区画,而班固一人的话,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一篇的文字竟会如此冲突,这不够人疑惑吗?然则武帝时的十三州究竟有司隶呢,还是有朔方呢,还是两者都有或都无呢?都有,就成了十四州;都无,就成了十二州:这都不合于十三之数。所以我们可以断说:二者之间必仅有其一。

二 对于上述矛盾说的解释四种

从前的学者有一个癖性,是喜欢为古人“圆谎”。他们觉得,古人是没有不对的,只是后世的学者领会不到他的真意思而已。所以,他们只要把古人说话的不可通处委曲宛转地讲通了,就算捉住了这个真意思了。这固然是一番好意,但从此是非不明,而且增加了许多葛藤,为学术界贻下无穷之累。因此,他们对于西汉州制的问题,虽和我们同样地感到班固的话的牴牾,然而永不肯公然责备班固,只想替他设法解释,希望把这些牴牾化成了不牴牾。现在试就我们所能找到的材料,顺了年代写下去。

第一,是唐初所编的《晋书·地理志》。它在总叙中说:

改雍曰凉,改梁曰益,又置徐州,复夏旧号,南置交趾,北有朔方,凡为十三部。(颉刚案,凉,益,荆,扬,青,豫,兖,徐,幽,并,冀十一州,交趾,朔方二刺史部,合十三部。所以云“又置徐州”者,周制《职方》无徐州也。)

这是很明显地取了班固的第一说。但它于并州条则云:

汉武帝置十三州,并州依旧名不改,统上党,太原,云中,上郡,雁门,代郡,定襄,五原,西河,朔方十郡。又别置朔方刺史。

那么,它又取了班固的第二说,把朔方郡归入并州了。不过这位作者也觉得内容有些冲突,乃作一调停之说曰“又别置朔方刺史”。试问朔方郡属了并州,已有并州刺史去监察了,还要这个朔方刺史干什么?若说一位并州刺史,一位朔方刺史,同监这朔方一郡或数郡,试问他们的权限又将如何划分?

第二,是颜师古的《汉书注》。《汉书·平当传》云,“坐法,左迁朔方刺史”。颜注云:武帝初置朔方郡,别令刺史监之,不在十三州之限。他所以这样说,一来是为《汉志》朔方郡下明明有“属并州”之文,不能自立为一州;二来是为班固的第二说中已有司隶凑足十三州之数,更插不下朔方了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,人称为“班氏功臣”,而对于这一点也无法办,足见这个问题的棘手。

绍述颜师古之说的,有王鸣盛。他在《蛾术编》三十八《汉十三部》条说:

冀,兖,青,徐,扬,荆,豫,梁,雍,幽,并,营,此唐虞之十二州也。

汉无营州,其十一州皆有之,但改梁名益,改雍名凉,而又南置交趾,北置朔方之州,凡十三部,部刺史员十三人,此见于《地理志》,《百官表》,及师古所引胡广《记》者也。据文,似十一州外添交州朔方为十三部。但河内河南三郡注云“属司隶”,而各郡国无属朔方者。《百官表》,“司隶校尉,武帝征和四年置,察三辅,三河,弘农”。三辅是京兆,冯翊,扶风,三河是河内,河南,河东,《续郡国志》此六郡与弘农正属司隶。东汉如此,西汉可知。……且《地理志》叙首虽云“置朔方之州”,而朔方刺史果亦在员数之内,则朔方郡宜专属之矣;今乃注云“属并州”,则知所谓十三部者实是于旧十一州外添交州与司隶为十三,朔方不数。《平当传》,“当以丞相司直坐法左迁朔方刺史”。师古曰,“武帝初置朔方郡,别令刺史监之,不在十三州之限”,是也。

其后迮鹤寿校释《蛾术编》,又于《省并朔方》条下说:

建武……十一年,省减朔方刺史,并入并州。盖朔方郡本属并州部内,因地方辽阔,故别置刺史以纠察之。则知此一刺史本不在十三部之内,故虽大员可以省减也。

看了颜师古的话,朔方刺史只监朔方郡一郡。看了迮鹤寿的话,则因并州地方辽阔所以有两刺史。但是,为了一郡而设置一刺史,这位刺史岂不成为监察这郡太守的专官,太守何太苦?刺史何太闲?况且郡国百三,何以特设刺史的只有这一郡?至于地方辽阔,并州远不及幽,凉,益诸州;若并州设两刺史,幽凉诸州岂不要设三四个刺史?而且如嫌地广,尽可别分为州,何以不分州而但分刺史?若说朔方一郡太大了,故须特置刺史,然则比了他郡,会稽,豫章,南海都特大,为什么扬交等州不再别置刺史?若依王鸣盛之言,“东汉如此,西汉可知”,西汉的没有朔方一州可藉东汉制而证明,这话又嫌太。东汉与西汉既不同时,为什么不容改变州制呢?

第三,是唐杜佑的《通典》。他在州郡序目中说:

汉兴,……开越攘胡,土宇弥广,改雍曰凉,梁曰益,又置徐州,复禹旧号,南置交趾(初为交趾,后为交州),北有朔方(初为朔方,后为并州),凡为十三部刺史(司隶,并,荆,兖,扬,豫,冀,幽,青,徐,益,交,凉),而不常所理。至哀平之际,凡新置郡国六十三焉。

可见他也根据了班固的第二说,以司隶为武帝定州制时的一州,而以朔方郡为西汉时(哀平前)并入并州的,以交趾部为西汉时改名交州的。这样,似乎对于班固的第一说也不算冲突。但哀平以前,何年改交趾为交州?何年并朔方于并州?在朔方未并入并州时,与司隶并立,何以不云十四州而云十三州?这种问题不知他想怎样地解决。如其一起推说为史书的脱误,那么,未免脱误得太多了吧!(其后郑樵的《通志》,马贵与的《文献通考》,都祖述了杜佑之说,于是这个解释也就很占势力了。)

第四,是宋吕祖谦的《大事记》。他开了那篇西汉州郡清账,已完全承受了班固的第二说,但于《司隶校尉部》下又注道:

按《前汉志》,司隶校尉,武帝征和四年初置,察三辅,三河,弘农,则今年初置十三部,尚未有司隶校尉也。

可见他也心知这篇清账是不很伏贴的。但他以为从征和四年起,这篇账是不错的了。所谓“十三州”,乃是征和四年的制度而不是元封五年的制度。然则何以解于朔方之有刺史呢?他道:

胡广《记》云,“汉分雍州,置朔方刺史”,雍州即汉凉州也。以广之言考之,则凉州疆域阔远,分朔方诸郡,别置刺史察之,是凉州有两刺史也。

他引了胡广的话,以为朔方是从雍州里分出来的,雍州即凉州,朔方既有刺史,可见凉州一部中设有两刺史。照他所讲,是当西汉时,刺史部有十三,刺史员有十四。可是胡广的话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吗?(理由详下第五章。)而且既把朔方定在凉州了,又何以解于《汉志》所说的“朔方郡,属并州”呢?

王应麟的《通鉴地理通释》卷二“十三部”下完全采取了吕氏的两说,但他觉得吕氏的第一说只能适用于征和四年之后,与“元封五年,初置刺史,部十三州”的话不能恰合,于是作一转圜之说曰:

汉十三部:关中三河,司隶自察之。刺史所以有十三员者,征和以前,司隶所统亦有刺史察之也。

他以为在征和以前,关中三河也设刺史,这刺史是十三部之一;征和以后,关中三河始设司隶校尉,这司隶仍是十三部之一。即此可见他还坚持班固的第二说,只因嫌两说的冲突,故在元封五年至征和四年之间添上了一位监察关中三河的刺史。事情固然很好,可是证据在哪儿?

迮鹤寿的态度和王应麟略同。虽然他确守《汉志》之说,谓朔方郡属并州而不属雍州,在这一点上和王氏有异,但他说:

征和以前未有司隶,则三辅,三河,弘农必专设一刺史以纠察之,逮征和四年乃改为司隶校尉耳。……三辅为京畿重地,岂有不专设一刺史者。……三辅刺史部京兆等七郡。……自征和四年始,司隶校尉一人察京兆等七郡,刺史十二人察十二州。……惟朔方郡……添设一刺史以纠察之,不在十三人之内。(《蛾术编》卷三十八“汉十三部”条按语。)

这时把王氏猜测的话实定了。我们倘肯不问证据,这个问题也算有了完满的解决了。

至于交趾或交州的名称问题,王应麟虽也引胡广《记》,说“置交趾刺史别于诸州”,但又说:兼夏周之制为十一州,新置交州,并司隶所领为十三部。可知他也已承认了汉武帝时即名交州的。

综合以上所言,则王应麟意想中的元封五年十三部,是:(一)关中三河刺史部(后改司隶校尉部),(二)豫州刺史部,(三)冀州刺史部,(四)兖州刺史部,(五)徐州刺史部,(六)青州刺史部,(七)荆州刺史部,(八)扬州刺史部,(九)益州刺史部,(十)凉州刺史部(别置朔方刺史部),(十一)并州刺史部,(十二)幽州刺史部,(十三)交州刺史部。这果然合于颜师古的“朔方不在十三州之限”的一义,但终不能合于班固的“北置朔方之州”的第一说以及“朔方郡属并州”的第二说。

以上四种解释,都由于班固的话自相牾而来。综括起来,为下列诸说:
(一)《晋志》既承认朔方为一刺史部,而又以朔方郡属并州。
(二)颜师古以为朔方刺史不在十三州之数。
(三)《通典》既承认有朔方交趾二刺史部,而以为自汉武帝以来即将朔方属并州,交趾称交州,合司隶为十三部。
(四)吕祖谦以为凉州之地有凉州和朔方两刺史。
(五)王应麟以为汉武帝初于关中、三河置刺史,后改司隶。

朔方究竟是独立的一州,还是它州的附庸?如其是附庸,究竟是附庸于并州,还是凉州?武帝定州制时的十三部中,究竟把关中三河放进去呢,还是不放?如其放进去,这监察的人员是刺史呢,还是司隶?这种种问题,看了这种种解释,不但不了然,反而更增加了混乱的程度。他们枉费了许多气力,而对于西汉州制的实际情形依然无法明白。这不能不责备他们立于“调人”的地位,用了“圆谎”的方法,以致把事情弄僵。假使他们肯早说一声“班固的话是自相矛盾的”,这些问题也就早解决了!

除了以上数说之外,还有一个独立的解释,老实说西汉是十二州而非十三部。主张这一说的,是唐许嵩。他在《建康实录》上说:

汉武帝……始放虞舜置一十二州刺史,以领天下诸郡,则《虞书》所谓“咨十有二牧”;扬州是其一焉。(卷一)

能够这样,倒也爽快,只是可惜没法压没证据!

三 《汉书·地理志》郡国记载的时代分析

要批评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的州制的是非,先须研究那些郡国是什么时候的制度。郡国的时代既定,我们始可有一个标准去量度注文所说的“属某州”的话是出于什么时代的。依照一般读者的眼光,似乎这些郡国尽是汉武帝立州制时所有的。稍微严格一点,也不过像吕祖谦的指出广平国和金城郡两条而已。现在我们要用了更严格的眼光对待它。十三州制既为武帝元封五年所创,则这些郡国除掉在这年之前设立的可以不计外,看有哪些是出于这年之后的。下面分为更改,新置,罢并三类去把这些事实排比起来:

(甲)更改:
(1)武帝时:
a.京兆尹———先为中内史,太初元年更名,见《志》。
b.左冯翊———先为左内史,太初元年更名,见《志》。
c.右扶风———先为右内史,太初元年更名,见《志》。

(2)宣帝时:
a.广阳国———高帝时为燕国,昭帝元凤元年为广阳郡,宣帝本始元年更为国,见《志》。
b.高密国———故齐;文帝十六年别为胶西国,本始元年更为高密国,见《志》。
c.广平国———武帝征和二年置为平于国,宣帝五凤二年复故,见《志》。
d.东平国———故梁国,景帝中六年别为济东国,武帝元鼎元年为大河郡,宣帝甘露二年为东平国,见《志》。
e.信都国———景帝二年为广川国,宣帝甘露三年复故,见《志》。
f.楚国———高帝置,宣帝地节元年更为彭城郡,黄龙元年复故,见《志》。

(乙)新置:
(1)武帝时:
按据《地理志》,张掖酒泉两郡开于太初元年,武威郡开于太初四年,敦煌郡则后元元年分酒泉置,事皆在元封五年后。但据《武帝纪》,则元狩三年云,“秋,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,并将其众,合四万余人来降,置五属国以处之,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”,又元鼎六年云,“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,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,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,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,徙民以实之”,然则四郡之设皆在元封前。《纪》中所言,有事可据,自较《地理志》为可靠。故今不录。

(2)昭帝时:
a.金城郡———始元六年,取天水,陇西,张掖郡各二县置,见《纪》及《志》。

(丙)罢并:
(1)武帝时:
a.沈黎郡———天汉四年罢,并入蜀郡,见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。

(2)昭帝时:
a.儋耳郡———始元五年罢(并入珠崖),见《纪》。
b.真番郡
c.临屯郡———上二郡皆始元五年罢,并入乐浪玄菟,见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。
d.象郡———元凤五年罢,分属郁林牂柯,见《纪》。

(3)宣帝时:
a.文山郡———地节三年罢,并入蜀郡,见《纪》。

(4)元帝时:
a.珠郡———初元三年罢,见《纪》。

现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,于武帝所罢的沈黎郡,昭帝所罢的儋耳诸郡,已一概不记上,而于昭帝所置的金城郡,宣帝所更改的广阳诸国,则一概都有,足见班固是把西汉末年的地方制度作为他的标准的。序论中虽把汉武帝置十三部刺史的事做了结束,但他并不想做武帝时的地志。所以他在京兆尹下记了平帝“元始二年”的户口数,见得全篇所记的户口数都是那一年的,于是全篇的地方制度也分明根据的是那一年的版籍了。班固根据的是西汉之末的版籍,他确实有心做成一部西汉的《地理志》。所以光武帝所并省的郡县,他不并省。光武帝和明帝所改名的郡县,他不改名。例如东郡寿良县,光武帝因他的叔父名良,改名寿张(见应劭注),但班固仍作寿良。避讳的尚且如此,何况不是避讳的呢!

不幸他终究是一个东汉人,耳濡目染,易为习俗所移,不能严格保守这个“西汉末年”的标准,因此,往往于不知不觉之间把东汉的地方制加进去了。今举数例:

(一)《续汉·郡国志》云,“零陵郡:夫夷,……故属长沙”,是则此县在西汉时当属长沙国。现在《地理志》里,夫夷也在零陵郡。

(二)《地理志》汝南郡慎阳县,颜师古注云,“‘慎’,字本作‘滇’,音真,后误为‘慎’耳。……阚骃云:永平五年失印更刻,遂误以‘水’为‘心’”。如阚氏之说果实,则滇阳的改作慎阳乃是东汉明帝时事。

(三)《郡国志》“代郡”下引《古今注》曰,“建武二十七年七月,属幽州”,可见此郡在西汉时是不属幽州的。按代与云中,雁门等郡都是赵武灵王新辟之地,云中等属并州,则代亦当属并州。然而《地理志》竟云“代郡,属幽州”!

(四)《郡国志》于“鲁国”下注云,“本属徐州,光武改属豫州”,可见此国在西汉时是属徐州的。然而《地理志》竟云“鲁国,属豫州”!

这是他把东汉制溷入西汉制的最显著的证据!我们既知道他有这些错乱,就可把上面所举的自相冲突的两说审查一下。

我们看了《续汉·百官志》说:

司隶校尉,……孝武帝初置,……成帝省。建武中复置,并领一州。

于是可以断然说:司隶虽是西汉的官,但其“并领一州”乃是“建武中”的制度!同样,看了《后汉书光武帝纪》说:

(建武十一年)省朔方牧,并并州。

当然又可以断然说,朔方牧(朔方刺史)的取消,以及朔方诸郡的隶属于并州,乃是“建武十一年”的新制!这两件事既已弄明白,就可知道朔方刺史部是设于武帝而废于光武帝的;司隶虽也设于武帝,但其管领一州则是始于光武帝的。又可知道,班固的第一说为西汉制,第二说为东汉制。西汉的十三部,有朔方,无司隶,不就切实证明了吗?武帝“南置交趾,北置朔方之州”,朔方虽为一州而不以“州”为名,交趾自然也不以“州”为名了。到光武时,朔方诸郡属于并州而称州了,剩下一个交趾自然也只得称“交州”了。所以,前面缠绕不清的十三部问题和交趾名称问题,得此时代的分析,而后连环可解。我们只须把东汉的制度从西汉的《地理志》里清出去,便已尽了研究史学的责任,正不必为班固设法圆谎!

四 废除尘障后对于西汉州制的推测

我们既已知道《汉书·地理志》糅杂两代制度,又知道除此之外更无记载西汉地理的专书,那么,既有为我们所能发见的,自必有为我们所不能发见的,完全而真实的西汉制度将无法得着。我们现在只有推测一个大概。

我觉得,西汉的分州,《汉志》叙论的话是不错的。这十三部是:

(1)冀州刺史部 (2)兖州刺史部 (3)青州刺史部(4)徐州刺史部 (5)扬州刺史部 (6)荆州刺史部(7)豫州刺史部
以上七部,大致为《禹贡》的旧地,故沿用《禹贡》的旧名。(所不同的,是冀州但有《禹贡》冀州的东南部,而将西部让给并州,北部让给幽州,南部让给王畿;又扬州的东部移至江南而将淮南让与徐州;兖州的东北部让与青幽二州;豫州的北部让与王畿,南部让与荆州。)

(8)凉州刺史部 (9)益州刺史部
以上二部,虽亦《禹贡》所有而广狭迥异,故不用《禹贡》的旧名。(凉州的西北部新辟于汉武帝,非《禹贡》的雍州所有。益州的西南部亦新辟于汉武帝,非《禹贡》的梁州所有。)

(10)幽州刺史部 (11)并州刺史部
以上二部,大致为战国时所已辟,其名不见于《禹贡》而见于《职方》。(幽州为燕所辟地,并州为赵所辟地。惟并州所属之太原上党二郡原在《禹贡》之冀州,又幽州所属之朝鲜四郡则为汉武帝所辟。)

(12)朔方刺史部 (13)交趾刺史部
以上二部,非《禹贡》及《职方》所有,亦非战国时所辟;乃初辟于秦始皇,不久放弃,继辟于汉武帝者。(这两个只称为部,不加州名,故应劭汉《官仪》云,“交朔独不称州”。)

元封五年的十三州,应当如此分列。但亦有不可解的,就是那时分部的标准究竟是什么。若说是地域的广狭,那么,现今山西,陕西,甘肃,绥远四省,在当时分为并州,凉州,朔方三刺史部及畿辅之地,而今四川,贵州,云南三省和陕西的南部则当时只合置了一个益州,为什么大小相距会这样远?若说是汉夷管理方法的不同,那么,北方的匈奴,朝鲜,南方的南粤,西南夷,同样是蛮夷,何以于朔方交趾特为分治,而于凉,益,并,幽则又与诸夏合治?又名称上何以对于凉益等州会得创立新的州名,而朔方和交趾则不名为州,致使十三州的称谓有这样的参差?

对于这些问题,劳干先生有两个很好的解释。他说:

汉代所以特设交趾朔方者,因胡越二者早已为汉大患,武帝用不少武力,始得夺此二地于胡越之手,自然对之特别注意,盖国之重镇也。益州之地虽广,但得自西南夷未费大力;且重山为阻,未若朔方之可以通车骑,交趾之可以用楼船也。

西汉对于部刺史,并不称“州”而只称“部”,故成帝鸿嘉四年诏,“谓关东流冗者众,青幽冀部尤剧”。称“州”者不过沿袭载籍旧名,非行政上有“州”之一种制度也。(如益州郡即可称“州”,郡可称“州”,部自亦可称“州”。西汉之凉州部,扬州部,亦犹后世之凉州府,扬州府,与“州”字并无关系。)故交趾朔方之不称“州”,殊不足怪。至翟方进儒生好古,始改刺史为州牧,后人遂因此追称前汉之“部”曰“州”。

我觉得这些解释是我们应当接受的。至于疆域广狭,本难一齐,例如“禹贡”中有至狭的济河间的兖州,又有至广的黑水西河间的雍州;现在有面积三十二万八千方里的浙江省,又有五百五十万方里的新疆省。我们正不必对于汉制怀疑。

记载这个十三州制度较清楚的,就现在所知,似乎只有三处:一是王隆的《汉官篇》,二是班固的《地理志》叙论,三是应劭的《汉官仪》。班固的话已见前。应劭是东汉末年人,他道:

孝武皇帝南平百越,北攘戎狄,置交趾朔方之州,复徐梁之地,改雍曰凉,改梁曰益,凡十三州。所以交朔独不称州,明示帝王未必相袭,始开北方,遂交南方,为子孙基址也。(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五七引)

他把“始开北方”来释朔方字义,“遂交南方,为子孙基址”来释交趾字义,固然想入非非,表现他是一个东汉的学究,但他前面一段话却不曾错:朔方是在十三州之内的,交朔是不称州的。

王隆是光武建初中的新汲令,他做的《汉官篇》是一种小学读本,为东汉中叶人胡广所注,名曰《汉官解诂》(见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及《隋唐经籍志》。《解诂》,即颜师古等所引的“胡广《记》”)。此书原本已佚,幸《北堂书钞》和《太平御览》引用了不少,清孙星衍又加辑集(刻入《平津馆丛书》),我们可以读得一个大概。文云:

十有三牧,分土食焉。……京畿师外,十有三牧分部,驰郡行国,督察在位,〔敷〕奏以言,录见囚徒,考实侵冤,退不录(称)职。……(《北堂书抄》卷七十二《设官部》)
冀:赵常山。(胡注:经曰“冀州既载”。居赵国,今治常山。)
兖:卫济河。(经曰“济河惟兖州”。〔居〕卫国,今治山阳。)
青:齐海岱。(经曰“海岱惟青州”。居齐国,今治焉。
徐:鲁淮沂。(经曰“海岱及淮惟徐州”,又曰“彭蠡既潴”。居吴国,今治九江。)
荆:楚衡阳。(经曰“荆及衡阳惟荆州”。居楚国,今治武陵。)
益:庸岷梁。(经曰“华阳黑水惟梁州”。汉改梁州为益州,今治广汉)。
凉:邠黑水。(经曰“黑水西河惟雍州”。汉改雍州为邠(凉)州,〔邠〕国,右扶风栒邑县,属司隶部,不复属州。今治汉阳。)
雍别朔方。(汉别雍州之地,置朔方刺史。)
交趾:南越。(汉平南越之地,置交趾刺史,列(别)诸州,治苍梧。)
幽:燕朝鲜。(经无幽州而《周官》有焉,盖冀之别也。居燕国,今广阳是。)
并:代晋翟。(经无并州而《周官》有,盖冀州之别也。居燕国,今广阳是。)
(以上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五七《州郡部》。并州下“居燕国,今广阳是”系误文;应云“居晋国,今太原是”。)

在这篇歌括里,分明说在“京畿”之外分为“十有三牧”。这十三牧的次序,以《禹贡》九州居先(误脱一个豫州),朔方和交趾次之,幽和并又次之。鲁国还列在徐州,代郡还列在并州,更分明其为西汉的制度。王隆是东汉初年人,当他作这篇书的时候,朔方还是一个独立的刺史部,朔方和交趾都不加上“州”字的。胡广时代较迟,故他于“邠”下注云“属司隶部”,已把东汉制溷入西汉制了,但他还说“不复属州”,看州和司隶部终是有别。这种观念,都足以纠正后人的误解。

王畿何以不列在州内,这个理由很简单。王畿是中央政府直辖之地,是国家的本干,外州则是分枝。《礼记·王制》云:

凡四海之内九州,州方千里。……八州,州八百一十国。天子之县内……凡九十三国。……千里之外设方伯。……二百一十国以为州,州有伯。八州,八伯。

《尚书大传》的《虞夏传》云:

维元祀,巡守四岳八伯。

他们在假想的九州制中,以一州为“天子之县”,八州为方伯所治。在天子的一州中,制度与其他八州有别。这正是中央与地方应有的不同。所以秦有内史,有郡;元有中书省,有行省;明有两京,有布政司。西汉的王畿不列于十三部之内,原是很合理的制度。

五 朔方刺史部的属郡问题

朔方既是一个独立的刺史部,然则它统辖的是哪几个郡呢?关于这个问题,钱大昕找出了两个很确切的证据。他说:

按元帝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,并与朔方各自为部,未尝属并州也。朔方之属并乃光武建武十一年事耳。上郡亦属朔方部,故冯野王为上郡太守,朔方刺史萧育奏封事荐之。(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七)

就朔方刺史荐上郡太守一事上证明上郡属于朔方部,这是很可信的。他又说:

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“右并州刺史部郡九”下注“《古今注》曰,‘建武十一年十一月,西河上郡属魏’”。按《光武纪》,建武十一年“省朔方牧,并并州”。此西河上郡必朔方刺史所部,至是始属并州耳。班史,冯野王为上郡太守,朔方刺史萧育奏封事荐之,是上郡属朔方部之证也。注文当有脱漏,又因下引“《魏志》”而衍一“魏”字耳。(《廿二史考异》卷十四)

这因《续汉志》所引《古今注》之文而推定西河郡于建武十一年与上郡同属朔方部,亦极确当。据钱氏之说,则西汉的朔方刺史部当有朔方郡,上郡,西河郡三郡。按朔方郡当今河套地,最在北;西河郡在其南;上郡当今陕西北部安定榆林诸地,又在西河郡的西南:这三郡正好衔接。除此之外,全祖望以为五原郡亦当属朔方部。他说:

五原郡:当云“故秦九原郡,汉初入匈奴。武帝元朔二年开,属朔方”。五原与朔方同置,知汉初尚无九原郡,非但更名而已。朔方五原既归中国而后河西得辟,故别为州。(《汉书地理志稽疑》卷二)

五原在朔方的东面(五原当今鄂尔多斯左翼后旗,朔方当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),壤地相接。按《武帝纪》云:

(元朔二年)匈奴入上谷渔阳,杀略吏民千余人。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,至高阙,遂西至符离,获首虏数千级,收河南地,置朔方五原郡。

然则这二郡非但同年所置,且为一地所分。关系如此密切,当然应属于一部。又看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云:

(永平八年)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,减死一等,勿笞,诣度辽将军营,屯朔方、五原之边县。
(永平九年)诏郡国死罪囚减罪,与妻子诣五原朔方,占著所在。

可见这二郡在东汉时还保存它们的特殊关系,全祖望的推测是很合理的。这样,朔方部就有了朔方,五原,西河,上郡四个郡了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属于并州的郡国,本有:太原郡 上党郡 上郡 西河郡 朔方郡 五原郡 云中郡 定襄郡 雁门郡九个。现在依了钱全二家的考证,我们可以说:在西汉时属于并州的只有太原,上党,云中,定襄,雁门五郡。

按《汉志》:太原、上党,上,云中,雁门五郡为秦置,定襄郡为高帝置,俱为旧有。(定襄郡未必为高帝置,说见王静安先生《汉郡考》上,《观堂集林》卷十二。但此郡当由云中所分,则地为旧有。)朔方,五原二郡为武帝元朔二年置,西河郡为元朔四年置,俱为新辟。(此三郡虽即秦之九原郡及上郡地,但因久没匈奴,至武帝而复得,故仍可视为新辟。)旧有的属并州,新辟的属朔方部,这是很自然的事。至于上郡本旧有而归之朔方者,这是地理上的关系。从三河以北,是太原,上党;又北为雁门,定襄,云中:这是并州。从三辅以北,是上郡,西河;又北为五原,朔方:这是朔方部。

朔方部的属郡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。扬雄《并州箴》云,“雍别朔方”;王隆《汉官篇》把这句钞了进去;因此胡广就注道,“汉别雍州之地,置朔方刺史”。他们三人既都说朔方由雍州分出,而雍州即凉州,然则朔方与凉州哪能没有关系。故吕祖谦云,“凉州有两刺史”。全祖望又云:

金城郡:当云“昭帝始元六年分天水,陇西,张掖各二县置,属朔方。……”
武威郡:当云“故匈奴休屠王地,武帝元狩二(按当作三,下同)年开,属朔方”。
张掖郡:当云“武帝元鼎六年分武威置,属朔方”。
酒泉郡:当云“故匈奴昆邪王地,武帝元狩二年开,属朔方”。
敦煌郡:当云“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,属朔方”。

依此说,朔方部的属郡尚有金城,武威,张掖,酒泉,敦煌五个。由扬雄们所说的看来,固有其相当的理由。而且这五郡本皆胡地,把《汉志》叙论所谓“武帝攘胡,北置朔方之州”的话来量度也是对的。

可是,朔方分自雍州之说实在只是古典主义下的产物。《禹贡》云,“黑水西河惟雍州”,则凡西河以西皆属于雍。朔方之地,照《禹贡》讲当在雍州之域,所以《禹贡》雍州有渠搜而汉于朔方郡亦置渠搜县。但汉制是只有凉州而无雍州的,将从何分起?且《禹贡》雍州之域所谓“泾属渭汭,漆沮既从,沣水攸同,荆岐既旅,终南惇物”大都在汉三辅中,三辅是不属凉州的。若更将凉州西北诸郡归于朔方,则凉州所部但有陇西,天水,安定,北地四郡,就是加上武都还不及如今甘肃一省之地,这一州无乃太小?而且在事实上有必不可通的。凡是一州,地方必联贯得起来。现在朔方五原诸郡在东,武威酒泉诸郡在西,中间为北地安定二郡所隔绝。若朔方刺史巡行所部,自东徂西,或自西徂东,俱必越界穿过凉州而后可,这未免不合理吧?

我们须知道,汉代的复古,并不是真的恢复古制,而实在是创立新制。汉武帝时,所以要在郡国之上更立十三部刺史,原由他四方拓地,疆域太广了的缘故,《禹贡》和《职方》不过是他的表面文章。所谓兼周制而有幽州者,实兼有燕之本国广阳,涿,及燕将秦开所辟之上谷,渔阳,右北平,辽东,辽西,加以新辟之真番,临屯,乐浪,玄菟耳。所谓兼周制而有并州者,实兼有赵之本国太原,上党,及赵武灵王所辟之代,云中,雁门耳。其“改梁曰益”者,非真改梁州之名为益州也,乃在梁州(巴,蜀,汉中,广汉)之外更新辟了一个益州(犍为,牂柯,越,沈黎,文山,益州)。其“改雍曰凉”者,亦非真改雍州之名为凉州也,乃在雍州(陇西,天水,安定,北地)之外更新辟了一个凉州(酒泉,武威,张掖,敦煌)。懂得了这个,就可知道当时若没有新立的酒泉等郡,凉州便可不立,也许要把朔方等数郡并合陇西天水而称为雍州了。

而且,再有两个重要的证据。平帝时,王莽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及分界,凉州仍复古名为雍州,朔方就并入并州了。扬雄因此,便在所作的《并州箴》中说:

北辟熏鬻,南界泾流。画兹朔土,正直幽方。

当汉武帝时,并州在河东,不能以泾水为界;朔方在河西,不能与幽州相值。这时已把朔方并入并州了,所以并州的界,东可至幽州,西南可至泾水。若朔方旧有酒泉等数郡,那么,这时新定的并州之界岂不将西展至玉门关了吗?然而扬雄的《雍州箴》道:

陇山以徂,列为西荒。……并连属国,一护攸都。

是知这时把陇山以西之郡,连同匈奴属国,西域都护,一齐列为雍州之地的。自金城至敦煌五郡,是从陇山到西域的必经之道,当然包括在内。既已在内,则这五郡那能东属并州?再看《光武帝纪》所谓“省朔方牧,并并州”一语,可知朔方牧所辖的郡还是并入并州而非并入凉州(即雍州)的。这五郡只该属于凉州,从这种种关系看来,可以算作确定了。

因为有了以上这些理由,所以我以为全祖望的推金城等五郡属朔方是由于读了“雍别朔方”之文,错认古典为时制。朔方部所属郡,现在虽无法知道清楚,然而推断的结果,有朔方,五原,西河,上郡这四郡,这是应当认为可信的。

十三 结论

九州本是战国人的理想制度;只因他们斟酌地形,用了高山大川来分界,故有实现的可能性。当汉武帝时,巨大的王国俱已削灭,又因国势强盛,南北东西都新辟了很广的疆土,所以他就采用了这个理想的制度来区划他的天下。他在王畿之外分作十三部,其中依《禹贡》和《职方》的旧有州名立了十一部;尚有极南极北的两部,因古书中无可依据,就给以特别的名号。这本来是监察区域,慢慢地变成了行政区域。王莽觉得“十三”不是一个成数,州名不整齐也不好,他改立了十二州。光武中兴,采用王莽的制度而略加修改,又把王畿放了进去,亦为十三州。这等三翻四覆地变花样,把一位专门史家班固弄湖涂了,以致一篇《汉书·地理志》里,忽而西汉制,忽而东汉制。后世的学者看了莫名其妙,既觉得他不全对,又不敢说他错,大家用了猜谜的方法去解释,猜了近二千年。

班固的自身冲突原只有三点:
(1)有无司隶部?
(2)有无朔方部?
(3)交趾与交州孰为正名?

但经过了猜谜式的解释之后,又激起许多新问题了:
(1)朔方是一刺史部,还是一郡?
(2)朔方刺史是附庸于并州,还是于凉州?
(3)关中三河在未设司隶时是否有刺史?设了司隶时是否即与刺史同权?
(4)朔方属并州始于何时?
(5)交趾称交州始于何时?
(6)朔方部的辖郡是哪几个?

在这种问题之下,不知有多少冲突牾的说话,令人看了眼花。现在我们拿这许多说法整理了一回,把他们所以冲突抵牾的原因各给以说明,觉得已有一贯的史实可求。我们获得的事实很简单,就是:
(1)西汉时有独立的朔方刺史部,刺史辖有五原等四郡;
(2)西汉时的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职权完全不同,所以与十三州无涉;
(3)王莽时把朔方部并入并州;
(4)光武帝也把朔方部并入并州,又以王畿为一州而使司隶校尉领之;
(5)西汉时的交趾部,到王莽和东汉时改作交州。

除了这些之外,还有一个问题待考。武都郡,从立郡的原意看来,无疑地应如吕祖谦之说,列在益州。但这一郡是居于益州诸郡的北端,凉州诸郡的南端,本来具有两属的资格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虽没有注明属于哪一州,但看班固把《志》分成两卷,上卷以益州诸郡终,下卷自凉州诸郡始,而武都郡是第二卷的第一个郡,与凉州诸郡骈接而与益州诸郡分离,可知班固的意思是把它放在凉州的。《续汉·郡国志》明白列此郡于凉州。曹操复古九州,改凉为雍,武都又为雍州之郡。就是拿现在的省界看,此郡之地为甘肃的武都,文,成,徽及陕西的宁羌等县,居于两省的南端,和四川分界,尚是汉代的凉与益分州的界线。在这种种证据之下,此郡是应属于凉州的。

固然说不定班固又用了东汉制来弄乱西汉制,但在没有发见确实的证据的时候,我们还只能保守这个信念。